ZT楊佩昌： 我不再是中國憤青，在德國學文明
本人與楊恆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：都是共產黨員、曾經戰鬥在國家隱蔽戰線，後來有機會到國外長期學習和生活。不同的是本人來自貧困山區，且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民。
當時出國的動機很簡單：學習德國的文化、管理和技術，「師夷之技以制夷」。通俗點來說就是學成後報效祖國。
剛到德國的時候，我簡直是個暴怒的刺蝟，也可以用「憤青」來形容。在施密特博士的課堂上，聽到他談中國人權狀況是如何的糟糕，我立即舉手駁斥：「博士，這是我們的內政，您沒有權力干涉！」
在哈瑟教授的課堂上聽他說：「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」。我回答說：「德國也並非完美。你們不是也有國營的聯邦鐵路嗎？」
在宗教課題上教授讚美達賴喇嘛，我反駁道：「達賴如此完美嗎？您怎麼不看看他以前搞的農奴制？」「您去過西藏嗎？您看到西藏今天巨大的進步嗎？」
「德國之聲」電台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說：「中國人都崇洋媚外，見到歐美人都喜歡拉他們一起合影，中國女人都喜歡嫁歐美人」。我氣不打一處來，立即回信：「我就是那種喜歡拉外國人來照相的人。這是因為我來自農村，從來沒有見過歐美人，以為全身長毛的是一種半人半猴的動物，很好奇，所以想照張相給家鄉的人看。如此而已。」
後來與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，他告訴我：他來過中國很多次，而且很愛中國。我問他：「你既然愛中國，為何在課堂上攻擊中國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假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村莊裡，有這麼一戶人家，男主人經常毆打他的妻子和孩子。旁邊一個人走過去說：喂，你不能這樣幹！難道你認為旁邊說話的人是干涉其內政？」「如果村裡還有另外一個人，見此情況一言不發，也不去制止。你認為這個反而比那個管閑事的人更友好？」我聽後無言以對。
經過後來的學習才知道，德國聯邦鐵路是一個虧損的機構，私人企業沒有興趣參與，政府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接手。其原因是德國高速公路太發達：不限速、不收費、個個城市通高速！於是公路衝擊了鐵路，導致一列火車有時只有幾十個人乘坐。飛機票更便宜得出奇：有時29歐元就可以買到一張優惠的飛機票。當年德國還沒有使用歐元，我用300馬克就買到中國～德國的大折扣往返飛機票，這僅僅相當於1200元人民幣！
對德國經濟進行了深入研究之後，我開始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產生了疑問：戰後德國經濟發展，經濟增長了15年時間，國民平均收入就邁上了一萬馬克大關。而中國經濟增長了將近三十年，而國民平均收入才兩千多美元。普通工人的工資還在1000～3000元人民幣區間徘徊，相當於100～300歐元。那麼，經濟發展的成果跑到哪裡去了呢？經濟發展了，為什麼普通人並沒有明顯受益呢？
對這一奇怪的現像進行了研究之後才恍然大悟：德國政府的大致開支如下：50%用於保險、救濟和補貼，20%用於安全、國防、外交，20%用於教育和科研，只有不到10%用於公務員開支。這樣合理的財政支出，人民不富裕都難。
我們中國的財政支出都去哪裡了呢？三公消費：9000億，公務員開支大約占35%，補貼那幾個據說虧損的國有企業：日進鬥金的中石油中石化、天天滿員還喊虧損的鐵路、富得流油的幾大國有銀行（據說是用外匯儲備來填補壞賬）、只要投資到哪裡就虧損到哪裡的中金公司、各大部委在房價幾萬的情況下還可以讓職工以幾千元的價格來「買房」……
如果說上述分析太抽像的話，我在法蘭克福機場、戴高樂機場免稅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動的注釋：明顯比普通商店貴得多的免稅店，中國人人頭攢動，到處是講漢語的中國同胞。就連金髮碧眼的售貨員都會說漢語。然後是每個售貨員都會說的一個詞：「發票」。我經常糾正她們：不是「fa biao」, 而是「fa piao」。
在德國生活期間遇到的事情更讓我對自己的信念產生懷疑。
有一次，一個外國鄰居晚上放的音樂聲音太高，我干涉無效後報警。警察來後給他警告。之後警察來敲門，告訴我處理事情的經過，並問我這麼處理是否滿意。天啊，我在國內真的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。
人們到政府機構辦事，官員的第一句話不是「我能幫您辦什麼？」，而是「您想喝點什麼？咖啡還是水？」
我幫一個朋友去萊比錫稅務局，詢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減稅。稅務局的官員耐心聽完後認真幫我分析，然後提出了具體的建議。按照他的方法，還真的減了不少稅，朋友的心情大悅。如果我用這個問題去問中國稅務局官員，可能是找抽了。
一次我帶一個代表團去訪問法蘭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長。這位女市長原來是搞出版的。當她聽說代表團汪中求先生的書籍《細節決定成敗》賣了400萬冊時，睜大了眼睛，然後堅定地表示：「我得趕緊離任，然後重新去做出版」。我心想：難道一個市長還沒有出版商油水高？
無論在德國任何一個城市，遇到的官員都很耐心，也發現他們其實很窮。無論你走到哪裡，沒有明顯的區域發展差異，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，看不出城鄉差別。於是我真正動搖了：這是資本主義社會？好像比我們更社會主義啊。
如果說德國的這一切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，那我只能說：這樣的資本主義也不錯。
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我的感受的話，那麼這句話就是：「什麼主義不要緊，還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」。如果為了堅持某種主義而犧牲人民幸福，那這種主義不要也罷。
也還有一句話：「不怕貨比貨，就怕見真貨！」、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長不了！」
——轉自網絡。原題：我為何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產生動搖？
編者註：據中國《互動百科》詞條：楊佩昌為中國留德學者，萊比錫大學德國經濟政策史博士。出版有七本著作：《為什麼德國民富國強》、《德國式領導力》、《用敬業的心做專業的事》等。現任「歐中經濟技術交流促進會」會長、昆侖集團教育中心主任。
ZT楊佩昌： 我不再是中國憤青，在德國學文明
本人與楊恆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：都是共產黨員、曾經戰鬥在國家隱蔽戰線，後來有機會到國外長期學習和生活。不同的是本人來自貧困山區，且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民。
當時出國的動機很簡單：學習德國的文化、管理和技術，「師夷之技以制夷」。通俗點來說就是學成後報效祖國。
剛到德國的時候，我簡直是個暴怒的刺蝟，也可以用「憤青」來形容。在施密特博士的課堂上，聽到他談中國人權狀況是如何的糟糕，我立即舉手駁斥：「博士，這是我們的內政，您沒有權力干涉！」
在哈瑟教授的課堂上聽他說：「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」。我回答說：「德國也並非完美。你們不是也有國營的聯邦鐵路嗎？」
在宗教課題上教授讚美達賴喇嘛，我反駁道：「達賴如此完美嗎？您怎麼不看看他以前搞的農奴制？」「您去過西藏嗎？您看到西藏今天巨大的進步嗎？」
「德國之聲」電台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說：「中國人都崇洋媚外，見到歐美人都喜歡拉他們一起合影，中國女人都喜歡嫁歐美人」。我氣不打一處來，立即回信：「我就是那種喜歡拉外國人來照相的人。這是因為我來自農村，從來沒有見過歐美人，以為全身長毛的是一種半人半猴的動物，很好奇，所以想照張相給家鄉的人看。如此而已。」
後來與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，他告訴我：他來過中國很多次，而且很愛中國。我問他：「你既然愛中國，為何在課堂上攻擊中國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假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村莊裡，有這麼一戶人家，男主人經常毆打他的妻子和孩子。旁邊一個人走過去說：喂，你不能這樣幹！難道你認為旁邊說話的人是干涉其內政？」「如果村裡還有另外一個人，見此情況一言不發，也不去制止。你認為這個反而比那個管閑事的人更友好？」我聽後無言以對。
經過後來的學習才知道，德國聯邦鐵路是一個虧損的機構，私人企業沒有興趣參與，政府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接手。其原因是德國高速公路太發達：不限速、不收費、個個城市通高速！於是公路衝擊了鐵路，導致一列火車有時只有幾十個人乘坐。飛機票更便宜得出奇：有時29歐元就可以買到一張優惠的飛機票。當年德國還沒有使用歐元，我用300馬克就買到中國～德國的大折扣往返飛機票，這僅僅相當於1200元人民幣！
對德國經濟進行了深入研究之後，我開始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產生了疑問：戰後德國經濟發展，經濟增長了15年時間，國民平均收入就邁上了一萬馬克大關。而中國經濟增長了將近三十年，而國民平均收入才兩千多美元。普通工人的工資還在1000～3000元人民幣區間徘徊，相當於100～300歐元。那麼，經濟發展的成果跑到哪裡去了呢？經濟發展了，為什麼普通人並沒有明顯受益呢？
對這一奇怪的現像進行了研究之後才恍然大悟：德國政府的大致開支如下：50%用於保險、救濟和補貼，20%用於安全、國防、外交，20%用於教育和科研，只有不到10%用於公務員開支。這樣合理的財政支出，人民不富裕都難。
我們中國的財政支出都去哪裡了呢？三公消費：9000億，公務員開支大約占35%，補貼那幾個據說虧損的國有企業：日進鬥金的中石油中石化、天天滿員還喊虧損的鐵路、富得流油的幾大國有銀行（據說是用外匯儲備來填補壞賬）、只要投資到哪裡就虧損到哪裡的中金公司、各大部委在房價幾萬的情況下還可以讓職工以幾千元的價格來「買房」……
如果說上述分析太抽像的話，我在法蘭克福機場、戴高樂機場免稅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動的注釋：明顯比普通商店貴得多的免稅店，中國人人頭攢動，到處是講漢語的中國同胞。就連金髮碧眼的售貨員都會說漢語。然後是每個售貨員都會說的一個詞：「發票」。我經常糾正她們：不是「fa biao」, 而是「fa piao」。
在德國生活期間遇到的事情更讓我對自己的信念產生懷疑。
有一次，一個外國鄰居晚上放的音樂聲音太高，我干涉無效後報警。警察來後給他警告。之後警察來敲門，告訴我處理事情的經過，並問我這麼處理是否滿意。天啊，我在國內真的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。
人們到政府機構辦事，官員的第一句話不是「我能幫您辦什麼？」，而是「您想喝點什麼？咖啡還是水？」
我幫一個朋友去萊比錫稅務局，詢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減稅。稅務局的官員耐心聽完後認真幫我分析，然後提出了具體的建議。按照他的方法，還真的減了不少稅，朋友的心情大悅。如果我用這個問題去問中國稅務局官員，可能是找抽了。
一次我帶一個代表團去訪問法蘭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長。這位女市長原來是搞出版的。當她聽說代表團汪中求先生的書籍《細節決定成敗》賣了400萬冊時，睜大了眼睛，然後堅定地表示：「我得趕緊離任，然後重新去做出版」。我心想：難道一個市長還沒有出版商油水高？
無論在德國任何一個城市，遇到的官員都很耐心，也發現他們其實很窮。無論你走到哪裡，沒有明顯的區域發展差異，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，看不出城鄉差別。於是我真正動搖了：這是資本主義社會？好像比我們更社會主義啊。
如果說德國的這一切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，那我只能說：這樣的資本主義也不錯。
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我的感受的話，那麼這句話就是：「什麼主義不要緊，還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」。如果為了堅持某種主義而犧牲人民幸福，那這種主義不要也罷。
也還有一句話：「不怕貨比貨，就怕見真貨！」、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長不了！」
——轉自網絡。原題：我為何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產生動搖？
編者註：據中國《互動百科》詞條：楊佩昌為中國留德學者，萊比錫大學德國經濟政策史博士。出版有七本著作：《為什麼德國民富國強》、《德國式領導力》、《用敬業的心做專業的事》等。現任「歐中經濟技術交流促進會」會長、昆侖集團教育中心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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